读懂了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就懂得了人间的孤独不过如此，人们困惑着也探求着，在无边的时空荒野中，守候着，重复着，也坚强着。
人人都要面对孤独
孤独不是在山上而是在街上，不在一个人里面而在许多人中间。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上部为《出延津记》，下部为《回延津记》。
上部主要写了杨百顺的一生，下部主要写他的后人牛爱国的半辈子，两人因曹青娥联结到一起。
上下两部里面有一些内容看似重复的。杨百顺和牛爱国都经历了生活的磨砺，一个走出，一个回归，祖孙两人都经历了爱人的背叛、四处寻找、杀人之心，又都遇到了“说得着”的人，又都弄丢了这个“说得着”的人。
下半部不是上半部的重复，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。
这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循环，体现出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们的历史变迁。
时间是向前赶着的，岁月带来了面貌的变化，子孙延续着，生命更迭着，然而生命背负的使命好像从未改变。
那些孤独与找寻的故事从未停过。
孤独蔓延着，延续着。
人们都在各自的世界中忙碌着，自顾不暇，没有人能时时刻刻关注你的小心思。
找一个随时能“说得来”的人，还真不那么容易。
孤独就这样一代一代，从杨百顺延续到牛爱国，又延续至今。
人生中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
人生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有一种是"说得着"，还有一种是"说不着"。
正如贾宝玉在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"各人得各人的眼泪"，有的人说不着，有的人则说得着。
杨百顺和弟弟杨百利说不着，杨百利却和机务段长老万说得着；杨百顺和县长老史说不着，县长老史却和唱戏的苏小宝说得着；杨百顺和妻子吴香香说不着，吴香香和隔壁老高说得着。
牛爱国与妻子庞丽娜说不着，却与章楚红说得着；庞丽娜与牛爱国说不着，与照相馆的小蒋说得着；宋解放与老婆牛爱香说不着，却与外甥女百慧说得着。
说得着，可以让一个笨嘴拙腮的人口吐莲花；说不着，也可以让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三缄其口。
说得着，就是有源头活水，保证感情滋润如绿洲；说不着，就是无源之水，最后感情就成了荒漠。
古人说：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确实，有一二知己，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有一个情感宣泄和疏通的途径，那么人生还能继续下去。
但现实的情况是，很多时候连这么一两个人都可能找不到，所以人世间上演了一幕幕悲剧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听他说话，也没有人能听懂他说的话。
只要还有一个说话说得着的人，生活就有了盼头和希望。
其实，"说得着"是幸运，"说不着"是常态。我们不可能指望与每个人都说得着，这既不可能，也没有必要。
小说中曾多次出现过一个场景：一个人说："咱再说些别的"，另一个说："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。"这不正是理想的"说得着"的境界吗？
"世上的人遍地都是，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。"珍惜身边能说得着的人，不去迁就那些说不着的人，大体就是这样吧。
真正的孤独
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，一个人找另一个人，一句话找另一句话，才是真正的孤独。
小说中塑造了很多世间的百姓，卖豆腐的，剃头的，杀猪的，贩驴的，染布的，开饭铺的，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……
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，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，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，但是你们在一块的话未必能说得上话，其实比人找人不容易的是话找话，这本书可能想反映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。
“《论语》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或许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孤独就是对这句话的注解。”
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，“与西方文学作品中人与世界的对抗产生的孤独不同，吴摩西他们的孤独又是另外一种孤独，吴摩西的问题是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，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，他说不出来，他等着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个人能够说出来，能够找到，但是他找不到。
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。他想找那么一句话，这种不确定性，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。”
什么才是朋友？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变数，因为一句话，一件小事，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，本来贴紧的心一下子隔得很远。
就像刘震云说：“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。”
人和事都需要找到合适的点儿，过了那个点儿，交心的人也说不出交心的话，本来是一拍即合的事也变得拖拖拉拉，甚至是费尽周折。
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，正是细节中的人和事，才构成了小说中所有命运的跌宕转折。
因为中国人永远都是活在细节里的，而细节会变的，细节变了，生活变了，朋友也就变了，于是小说中的人物，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，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。
当我们不幸地成为世间孤独人，不妨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。
我们应该把这种逃离看成是一种解脱抑或是自我救赎。
不论多么平凡的人物，都在一边生活一边追逐着未来，有着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渴望。
虽然有时落寞，有时低回，不论出走还是归来，人们的脚步从未停过。
正如那句所说：“假如你在世界上是孤独的，完全孤独的，你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