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拿马旅馆建于1910年，为西雅图当地一处重要的历史建筑。
 

1942年，受“珍珠港事件”影响，美国政府将大量在美日本人和日裔运送到集中营，且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随身行李。
 

于是，西雅图的37个日本家庭将无法带走的行李存放在巴拿马旅馆的地下室。
 

这些行李中有数双穿过的木屐、一盒留声机唱片、一张被拆解的台球桌、一只有贴纸的棕色手提箱。
 

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，静静等候昔日主人的归来。

四十四年前，他们是白人学校校园里情窦初开，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隔绝两地的华裔男生和日裔女生，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，然而却注定要渐行渐远。
 

四十四年后，那个充满个性的华裔男孩早已变成历经沧桑的老亨利，那段难堪的战乱岁月已悄然远去，然而神奇的时光小旅馆唤醒了这段既幸福又痛苦的回忆：

在旅馆的地下室里，亨利在行李中发现了他熟悉的绘有锦鲤的日式纸伞，还有碎裂的老唱片、飘落的樱花、残酷的集中营.......
 

没错，四十四年的光阴流逝，不曾让他忘怀那一位忽然离去的女孩，仿佛看到了亨利如被电击一般瞬间麻木，然后发了疯一般去寻找惠子的画面，铁丝网只能隔绝他们的肉体，却永远阻止不了心灵的碰撞。
 

渡头杨柳青青，枝枝叶叶离情。 
 

曾经在彼此的生命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亨利与惠子，从分离的那一刻起，早已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 

对于亨利来说，惠子永远活在亨利十二岁的心里，那么鲜活，那么难忘，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，永不褪色....

作为中国读者，我们或许很难与惠子一家人共情，即便他们是美国人而非日本人。
 

就像小说中亨利父亲所痛斥的一样，“日本人！她是屠杀我们同胞的刽子手的女儿！你的同胞！她的身上沾着他们的血！她散发着血腥的味道！”
 

我们估计更能体会亨利父亲的感受，然而在小说中，亨利却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，站在了惠子一家人身边。
 

这种立场是二人爱情故事的基础，也是理解整个小说的基础。它背后隐藏的，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矛盾。

亨利作为移民美国之后出身的下一代，他对中国的态度与父亲截然不同，因此父子俩对于日本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。
 

这种差异来源于二人成长环境的差异。
 

亨利父亲出生在中国，并且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起的战争，他见识过侵略者杀害女人、孩子、老人和病人，他的家园毁于日本人之手。亨利父亲因此无法接纳日本人。
 

而亨利则不同，他出生在美国，是美国人，他无法与大洋彼岸的中国产生共鸣，甚至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，他也没有庆祝的意思。
 

父子俩生长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二人对于历史迥异的态度。
 

但亨利作为美国人，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——身份认同。
 

他无法与中国人的身份产生共鸣，但同时又不被美国人接纳，这种被两个群体斥之门外的处境是众多族裔群体遭遇的窘境。
 

惠子也一样，她出生在美国，是日裔美国人，但当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，她依旧被视作日本人，要同其他在美日本人一道被送往集中营；
 

而在其他日本人群体中，惠子也得不到接纳，他们嘲笑她不会说日语，认为她不够日本。

妻子过世半年他才去看过一次，而那个旅馆的地下室，亨利却一去再去，爱与不爱之间永远隔着愿意与不愿意，只要想去一切都不是问题，如果不想去随时都会找出借口将事情搪塞过去。
 

张爱玲在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写道：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。
 

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“窗前明月光”；
 

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
 

得到的永远不被珍惜，没得到的永远在骚动。
 

初恋的这抹白月光就时时牵动着亨利的心绪，让他只要有机会就想去寻找她的下落。
 

即使战后，人们曾用燃烧试图毁灭许多东西，但一个胶片被奇迹般保存下来。
 

作者用倒叙和正叙两种手法交叉的写作形式，把故事贯穿起来，让我们看到老年的他，也看到童年时的他们，因此也能理解为何亨利会一直念念不忘。
 

虽然故事结局有些俗套，但是男女主深刻而感人的人生价值观，让人感受颇深。
 

在大多数人的生命中，初恋如夏花璀璨，时间又无声地美化那仅有的悸动……
 

但是在这部“缘来是你”的小说中，我们可以重温青春爱情偶像剧一样的温暖与激情。
 

收获最初的感动，抚平岁月在命运年轮里刻下的褶皱，用生命的余光留住花样年华里那一份真切与美好的爱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