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》第一次出版时，距离大屠杀已有四十余年，物证被销毁，记忆已模糊，有人刻意回避，也有人拒绝承认，而莱维写作本书的目的即是记忆和见证这段历史，让人类避免重蹈覆辙。
在本书中，莱维极其冷静地分析了集中营和集中营之后的一些关键问题：人类记忆所具有的欺骗性、纳粹摧毁囚犯意志的诸种手段、集中营中的特殊语言，以及暴力的本质。
同时，他怀着幸存者的羞耻感和罪恶感，对善与恶、正与邪、加害与受害的绝然区分始终抱持怀疑，对道德的灰色地带与人性的缺陷进行反思，努力呈现了那个极端环境下错综复杂的真相与事实。
黑暗时代的一个共有特征是：它们常常既激起争论，又难以言说。
不同的人往往对此持有难以妥协的不同观点，而那种极端年代下人们的极端处境又是如此远离日常生活，以至于它不但常常令缺乏切身体验的后人难以置信，甚至即便是亲身经历的人，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那种炼狱般的感受。
事实上，当那些黑暗时代过去，受难者往往比作恶者更经常受到记忆的折磨。
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普里莫•莱维深知这一点。从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后，他的后半生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“记忆”：书写自己所经历的黑暗与痛苦、反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集中营记忆的漠视与淡忘、以及对逃避有罪记忆和隐瞒记忆的不断抗争。
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，他从未真正离开集中营：从那里出来之后，有关的记忆仍一直如影随形，直到他终于无法抵挡而自杀。
但如他所言，甚至这也是一种胜利——集中营里是很少会有人自杀的，因为只有当人活得较有人的意识时，才会考虑自杀。
他给自己赋予的是一项继续受难的使命。或许可以这么说：不仅对于作恶者来说逃避记忆是自我开脱的途径，甚至对于受难者而言忘掉那噩梦般的记忆也是解脱，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再提起。
这样的共谋我们并非不曾见证过：当苦难过去，所有人都默默选择了“忘掉过去重新开始”。
然而那并不会就此过去，它还会时时作祟，除非我们正视它、记住它。
而这对个人而言却是一番受难式的拷问，因为正如加缪所说的，“写作，就是生活两次”，而普里莫•莱维，生活了不止两次。
所有人都是有罪的，所以，大屠杀之后，无论是曾经的施恶者，还是受害者都不约而同的希望大屠杀的记忆早早成为过去。
施恶者当然是希望他们的罪行被人遗忘，而受害者则是因为不堪折磨，所谓“任何曾经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”，除非他们将他们所经受的一切彻底遗忘。
普里莫·莱维把所有的人都定为“罪人”在他自己看来决不是在危言耸听。
因为他看出，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恶的因子，只有人类对自身的恶时刻保持警惕，它才不会从笼子里逃出来再次危害人间。
然后很不幸，在“大屠杀”之后至今的几十年里，大屠杀又在不同的国度上演了几次，红绵高绵的人口灭绝，卢旺达的部族仇杀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不过是二战“大屠杀”的不同版本。
当时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，绝大部分被解放的人，都是一脸茫然。然后有的人就趴在地上，一路攀爬，他站不起来。
他原来站着的，但是这时候他趴在地上，爬，一直爬，爬到树林的边缘，直到再也爬不动，累倒在那儿为止。
而那些解放他们的苏联士兵呢，也是一脸茫然。
大家就一起互相茫然地对视，所有人都带着困惑跟不解，为什么？到底集中营发生了什么事？到底当时解放他们的苏联士兵们，看到了什么？
不只是他，他甚至在这本书里面说，所有从那个集中营活过来的人，幸存者们，都觉得有一种洗刷不去的耻辱感。
好不容易普里莫·莱维他发现，一个大房间的瓦砾堆中，有一条仿佛像是水管的东西，他说：
我冒险试着打开它，这只有我一个人，没人看见我，龙头堵住了，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，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，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，我躺在地板上，用嘴接着龙头，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，这是水，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，没有味道，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，无论如何，一份快乐。
但是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，是应该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所有的难友们吗？不，他选择了，他讲：
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，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“我们”的人，那个人叫阿尔佩托，我们小口地、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，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，只有我们两人，偷偷摸摸地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里莫·莱维说，所有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幸存者，这里面很多人都仍然觉得耻辱，仍然觉得沉默，那是因为他们发现，有人比自己本来更该活着。
借用克罗齐的那句名言，奥斯威辛的历史并非已经过去，而是当代史。它不仅仅是历史记忆的刻写，事实上也改变了世人的心灵，以及（至少是）欧洲的政治。
许多现代政治实践（尤其是在德国），都奠基于集中营的历史废墟上，那与其说是一种向前展望的政治，不如说是一种回头沉思的政治——人们确信，政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防范这一历史重演。
因为既然人类曾干出来过，他们就有可能再一次犯下同样的罪孽。它也时时提醒着和平年代的人，我们所处其中的和平既可珍贵又是如此脆弱，那些黑暗，实际上从来都并不遥远。